一张受洗证书值多少钱？略说美国假政庇灰产内幕

本文转载自X.com，作者叶隐，链接见文章底部。

杨子立先生曾说过，很多人理解不了美国政治庇护政策，以为只要“真受过迫害”就可以获批，而没受过迫害就一定被拒。实际上，庇护政策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哪怕没有直接受过迫害，只要能讲出一个让移民法官信服的“可能被迫害的理由”，就可能合法获批；反之，就算坐过牢，如果移民官认为你现在回去没事，也一样可能被遣返。

正是在这种“事实存在较大弹性”与“受迫害叙事主导审理”的空间里，一个庞大而成熟的“假政庇产业链”悄然滋生。它运转的核心逻辑非常清晰：决定成败的，往往不是是否真的受过迫害，而是能否编织出一个足够完整、足够可信的“可能被迫害的故事”。

每年大约有一万名华人申请政治庇护。这个数量不小的群体中，绝大多数人日常对政治并无真实关注，也并未真正遭受迫害，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留在美国、赚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么，他们是如何获得政治庇护的呢？答案是依赖一套高度成熟、分工明确的“包装系统”。一端是熟悉移民政策、深知移民法官审理偏好的政庇律师；另一端是掌握教会和民运资源的“民运领袖”与“名牧”。中间则有大量外包的技术环节，包括材料撰写、故事润色、证词培训、翻译编排、组织现场抗议、拍照录音等。整个体系价格透明、分工明确、责任清晰，甚至还有“成功案例资料库”供客户参考。若这一群体全部政庇成功，整个链条的年收益保守估计约为1至3亿美元。

比如某人原是国内体制内官员或生意人，在国内混得风生水起，但也留下不少可能入狱的把柄。如今想“安全上岸”，却没有任何反共履历。怎么办？流程是这样的：先拿旅游签证来美，然后到中国驻美使领馆前拍几张举牌照，配合喊几句口号，上传推特；接着参加几场教会查经，受洗归主，领取“属灵重生”证明；随后由熟悉流程的“民运名人”或“良心牧者”出具推荐信；最后由专业政庇律师团队打造出一套“可信”的个人陈述与受难故事。

这套故事往往模板化：从小家庭受害、青年思想觉醒、单位边缘化、因信仰与体制冲突、政治觉醒之后遭受威胁……哪怕一句都不是真话，也能打磨出“结构合理、情感饱满、细节生动”的文书。

而那些真正因言获罪、因信仰被捕、因维权而坐牢的人，反倒因为缺乏英文能力、没有包装资源、不懂如何讲故事而被边缘化，甚至被直接劝退。理由很简单：“不够稳妥”、“不好操作”。当然，如果是圈子里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情况就完全不同，他们反而会成为这些链条争相拉拢的对象，甚至能享受大量免费服务。毕竟，这类人是稀缺的“活广告”，未来一旦假政庇产业链遭到质疑，他们的“成功案例”正好能被当作最有力的背书。就像赵XX、朱XX之类的人，曾为某些所谓‘杰出义人’的善行义举公开背书一样。

有传言说，美国某连锁教会开一张受洗证要收600美元。我个人是不太相信这种粗暴的明码标价。因为那些在政庇圈内混迹多年的“名牧”，作假见证、做包装推荐早已驾轻就熟，绝不会愚蠢到如此明目张胆地做一件容易被查处、媒体曝光、信徒反感的事情。

他们的操作往往更隐蔽、更高明。实际的路径是：政庇律师收费时就已经把“安排受洗”这一环节打包进服务费中。全链条服务价从15000到30000美元不等。洗礼只是整个“政治重生故事”的一环，是值600美元，还是1500美元，那由双方按照某些潜规则商定的。一般由律师或其助理直接给牧师“奉献”，私下现金交易，没有账面记录可查，也规避了法律和道义风险。

当然，也确有部分人是早期就参加教会，真心信主、接受洗礼的。这类人一开始并未打算政庇。但一旦决定走这条路，最终还是得找到和律师、牧师关系紧密的人完成后续环节。所以不论你是先认识教会，还是先找律师，最终都离不开“那一条龙服务”：受洗、证书、推荐信、材料润色、面谈预演，全打包解决。

在这条产业链中，还有一类特别“值钱”的角色：名声在外的“民运领袖”或“受人尊敬的牧师”。

对于一些有污点的商人、权贵、官员而言，他们想拿政庇，单靠自身很难获得美国政府信任。这时，如果有“民运名人”或“知名牧师”为其作证、背书，往往能极大提高申请通过率，甚至得到特殊处理。而这些背书者，往往表面一分钱不收，甚至还在媒体上扮演“道义良知”的角色。但他们的回报，会通过律师团队助手、项目名义、捐赠基金等方式，间接“转化”。

所以，整个假政庇系统从来不是“单人作案”，而是一个资源分配网络——律师收大头，包装各链条收专业服务费，牧师得感恩奉献，申请人得身份。而最真实、最痛苦、最值得庇护的那批人，却因为种种原因被挡在体系之外。

政治庇护制度原本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那些因良知、信仰、言论、人格而被迫逃离故土的人，是为良心服务的法律机制。但在操作上，它却被日渐成熟的技术与灰色关系链条扭曲成一门“敛财的艺术”。
更讽刺的是，许多假庇护者一旦拿到身份，便迅速抽身离开民运的反共大业，不是转行送外卖、开餐馆，就是缩进华人小圈子保持沉默；更有甚者，直接回国探亲、投资、做生意，毫无风险。唯一留下的，不过是他们在申请材料中虚构出来的“受难记忆”，以及那些被他们挤占资源、真实受苦却最终未能上岸的人。加拿大政庇教母最新帖，则印证了这一事实判断。

当“反共”成为一种可伪造的身份标签，当“受洗”变成打包服务里的一个环节，当“牧者与律师”合谋成为中介桥梁时，我们就该意识到：这个制度正在惩罚诚实的人，奖励撒谎的人。

而真正的代价，不止于移民系统的失能，也不止于资源的浪费，而是让“信仰”与“正义”这几个本应庄严对待的词汇，彻底变得廉价和污秽。

若读者问我怎么会知道这些内幕，其实是一场悲剧让我开始深入思考的。几年前，一位颇有名气的民运领袖，同时也是政庇律师，被一名年轻女子在律所当场抹脖子杀害。事后，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将那名女子定性为“共特”。然而，我仔细研究相关资料后发现，那并不是一场政治暗杀，而更像是一名政庇申请失败者被逼到绝境后的悲剧。
有人说：这个案例主因是凶手的病态人格，李进进完全无辜。郑存柱给他设计的公开抗议被强奸的戏码，缺德无良。
叶隐回答：为张晓宁杀害李进进案目前尚未判决，我不想过多讨论此案。因为事实或判断与判决有冲突的话，会对双方当事人不公正。一个案子之所以要长达数年才宣判，乃是需要多种专业人士反复去审查、核实基本事实。所以我不会将道听途说作为论据。重复一遍：此案只是促使我开始关注和审视“民运假政庇产业链”的一个契机，而非本文讨论重点。这里需要澄清两点：

第一，张晓宁最初委托的政庇律师涉嫌欺骗，导致她的案件陷入困境。随后，她尝试寻求李进进的帮助，希望他能为自己申冤，但李明确表示无能为力，无法介入。张晓宁或许因此将李视为政庇利益网络中的一员，认为他与最初欺骗她的人之间存在某种共生护短的关系。这种被背叛和孤立的感受，可能成为她对李进进产生敌意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有人用“病态人格”来形容张晓宁，这只能算是不严格的日常语言表达，不能视作具备法律效力的医学结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张晓宁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精神鉴定。2023年6月初，法官确认精神鉴定报告显示她具备接受审判的能力。这意味着，至少在法律程序上，她被认定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病态人格”是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专业诊断术语，必须由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学家根据严格的评估标准作出。目前在李进进案的公开信息中，没有看到任何权威机构或医学专家给出张晓宁具有“病态人格”的明确诊断。法庭的精神鉴定结论仅是确认她能够出庭受审，这与“病态人格”的专业诊断并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