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消费率比印度还低？究竟是谁偷走了你的钱包？

VEXILLA潮時務所视频解说词：

大明隆庆年间，河北沧州肃宁县有个青年叫魏寺，他常年混迹于街头，吃喝嫖赌，抽样样都精通，后为赌债所逼，只好欺妻卖女，但依然管不住自己的毒瘾。一次位次在赌场被人追债殴打，走投无路之下挥刀自宫，决意入宫做宦官。就在卫四刚刚自宫后，旁边走过一人兴致勃勃的对他说，兄弟，对面的。今天全场打一折，两人同行折上折。要不要一起去？

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来自于历史，其原型正是魏忠贤。而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句，正是当下中国政府在做的事情。让太监去青楼，让穷人去消费。

2025年，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第一道大山就是如何刺激消费。翻看最近几次高层会议，消费已经被摆到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位置。但问题是在中国刺激消费本质上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他们知道我们没钱，他们也知道，我们就算有钱也不敢消费，还要来假惺惺的出台所谓政策刺激消费在中共之下。

中国有一个不可能三角，普通人有好处不用抢。如果刺激消费对老百姓有好处，还需要政府来刺激吗？近年来，中国产业确实在升级，科技创新不能说突飞猛进。但也称得上步伐稳健，但消费率却不升反降，甚至呈现出与全球普遍规律背道而驰的独特现象。今天的视频将为您讲解为什么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中国的消费率总是鸡立鹤群般的低下。这种看似悖论的经济表现背后，到底隐藏了怎样的逻辑，以及最重要的，作为一个超巨型经济体，中国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这条必经之路上，如果说低消费率是一道难题，那么解决它的钥匙究竟是什么？

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就是所谓的消费率。世界银行在2021年的时候统计过一份世界各国的居民消费率，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消费率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档次，分别是超高消费率对应60%到80%，正常消费率对应40%到60%，超低消费率对应40%以下。在超高消费率这一档中，包括了非洲的主要国家，以及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这样的拉美国家，再加上美国和英国这两个老牌发达国家正常消费率这一档中第一大类是资源出口国，比如澳大利亚和中东石油国家，其次还包含了东南亚的主要国家，比如印尼印度和泰国，此外还有一批国家。也属于正常消费率，那就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发达国家，比如韩国的46%，德国的49%和日本的53都在50%左右。而在超低消费率的国家中，中国赫然在列。202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消费率只有38.3%，超低消费率这一档里也有如挪威或新加坡这样的发达经济体。

但是，如果以体量来对比。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情，那就是在低于40%的低消费率国家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大型经济体，虽然同属这一档呢，还有挪威和新加坡这样的经济强国，但其经济模式和体量与中国都差异极大。消费率的高低与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好与坏的判断。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都会带来不同的消费率。

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典型的大体量外向型经济体，中国连正常消费率国家都无法跻身，这就显得很不合理了。所以中国的低消费率在全球的主要国家中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继续深入研究不同消费率的国家划分，如果将消费率50%定义为高消费率国家的底线。现。那么全球主要的高消费率国家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非洲型，虽然命名为非洲型，但不仅限于非洲，还包括其他特别贫穷的国家。这类国家的特点是。既没有生产能力，也没有出口能力。经济运营完全依赖外部支持。这种高消费率是一种被动的状态，更贴近今朝有酒今朝醉能过一天算一天，既没有内资拉动，也没有外资进入。独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本质上，这种国家属于失败的国家，只能依靠国际援助来勉强维生。第二类是中等收入型国家，包括东南亚和拉美的主要经济体。这些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不足，严重依赖外资或发达国家的产能与配套，缺乏自主组织投资和出口的能力。在经济状况较好时，这些国家因为高消费率，社会整体显得安定和谐。

一旦经济周期出现波动，这种高度依赖外资和产业链配置的国家就会遭受严重冲击。以上这两种高消费率的国家形态，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并不大关键在于接下来要说的两种类型。项，也就是第三类高消费率国家欧洲经济模式，其中也包括脱亚入欧的日本。这些国家通常是中等规模的发达工业国，通过高附加值的出口产业以及对自己贸易势力范围内的市场的有效。的管控，实现重商主义模式的经济。这类国家的消费率上限一般都在50%左右。因为其大部分GDP都是依赖对外贸易，不过由于出口以高附加值为主，加上对贸易范围的控制，国内消费依然能够保持健康的良性状态。最后一类高消费率国家其实全世界。也独此一家就是美国。

放眼全世界，能够同时保持超大经济体量和超高消费率的美国是独一档的存在。这种模式依托于对超高端产业的掌控和美元超然地位带来的金融霸权。的几乎完全依靠强大的内需就可以维持接近70%的恐怖高消费率。重申一下前面提到的观点，消费率并非越高越好。非洲这种欠发达国家消费率较高的现象，本质上反映的是资源匮乏和经济生产力不足的状态。这种高消费率显然不是任何国家所希望追求的。所以我们应该追求的严格来说应该是健康的高消费率。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才是健康的高消费率呢？在最理想状态下就是低物价和高工资。

具体一些来说。在一个理想的健康经济体系中工业产品价格缓慢下降。日常生活中的刚需物品的价格典型就是粮食保持基本稳定并温和上涨。同时工资和人力成本持续增加。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最有利于构建一个消费型社会，并逐步形成健康的高消费率。但是，之所以这种状态是理想状态。是因为这种经济状态的背后支撑，实际上是建立在产业优势之上的。最近两年通缩被讨论的热火朝天，而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却逐渐被淡忘。但是现在我们谈及消费率，就不得不重新讨论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消费与收入是最直接的联系。些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产业升级陷阱。跌入这个陷阱的国家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其刚刚建立了低端产业的竞争力，在尚未完成向高端升级的情况下，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民粹主义的影响开始过度提升工资和福利，导致人力成本快速上升，原有的低端产业竞争力下降甚至外迁。

多年前，中国沿海的外贸工厂中曾短暂出现过工人涨工资。导致人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但最终的结果只是单纯的工资有限上涨，工人阶级并没有趁时组建起真正的工会组织，国家也依然吝啬的没有提高社会福利第2种中等收入陷阱。则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类国家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选了封闭的进口替代战略。这种战略是指用本国产品来替代进口品，或者说是通过限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来促进本国工业化的战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业体系走的基本就是这种模式。这种关起门来搞替代的方法，表面上实现了产业升级。但实际上效率极低成本高昂。最终的结果是内部的产能无法输出，引发大规模通胀。这种看似品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既昂贵又低效，无法形成出口竞争力。无法给国家创造外汇，政府不得不对外借债。一旦外部经济发生波动，这些国家就会陷入债务危机，被迫转向开放市场。在这个转型中原，有的本国工业将会彻底瓦解。丧失产业升级的机会，近乎永远的停滞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以上两种陷阱都踩过一部分，但幸运的是，客观来说，并没有完全踩入，比如第一种。

中国的工资水平和贫瘠的社会福利反而让中国保留了相当大的低端产业优势。而第2种中国虽然有针对进口工业品的壁垒，但还不至于完全封闭市场，中国工业品依然维持了不错的竞争力。既然中国没有完全踩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为什么中国也没有成功跳出这个陷阱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值得中国借鉴的两种高消费率实现路径，分别是欧洲模式与美国模式。先来看欧洲模式，主要以传统工业国家为代表，这种模式如前文所说。是一种重商主义的发展，其特点是在国内用包括教育法律政治权利私人财产等方式，为大力发展高端产业保驾护航。同时，在国外通过多种手段建立经济和贸易的实力范围。以确保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供应，打造出一个可控的贸易市场。经典的就是西班牙和英国的全球殖民体系。

而在当下，欧盟和法国在非洲的经济体系，同样是这一模式的进化延续。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贸易体系相对较为人熟知，实质上是一种依托殖民地的经济模式。欧盟则可以视为一个以德国和法国特别是德国为核心，基于欧元构建的现代化贸易圈。虽然形式更加现代化，但其本质与大英帝国的殖民贸易体系有一定相似之处。至于法国在非洲建立的珐琅区，则是类似的一个小规模现代化经济体系，虽然从2020年起。珐琅区开始与欧元挂钩，但法国在非洲旧殖民地的控制力依然强大。不论是大英帝国欧盟还是法国控制下的非洲体系。尽管具体操作方式有所不同，但底层逻辑是一致的。通过在势力范围内实施贸易甚至是强制贸易，并辅以统一货币，实现本国产业的升级与收入提升。然而，这种依赖强大本国产业和贸易势力范围的发展模式。有两个局限性。首先是仅适用于中等规模的工业化国家，其次是中国已经错过了殖民时代，尤其是前者。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体量过于庞大，如果完全复刻这种欧洲模式。除非明天发现一个平行宇宙的地球，否则以人类现在的市场规模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既可控又能满足中国庞大产能的贸易体系。因此，这种欧洲模式对中国只有操作上的启发作用。没有战略上的借鉴意义，真正能够对中国有帮助的，还得师从美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基本就是摸着鹰酱过河，恐怕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得继续摸着鹰酱过河。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美国路径。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大约始于1870年，即南北战争结束后，当时的美国已经是主要西方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1880年美国人口达到五千万。与此同时，英国人口仅为三千万。基于这一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门罗主义的盛行，美国的工业化主要依靠国内需求驱动，这条独立于旧大陆的经济发展道路使美国顺利成为南北美洲的霸主。

但从贸易和经济规模上来看，新大陆的经济规模不足以支撑美国强大的工业产能与消费升级。因此，美国在1870年之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通过城市化工业化和消费升级来实现。对比美国工业化进程和中国工业化进程，可以发现两者有一定趋同性。中国真正的工业化大约开始于1984年前后。全面实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经商。是的，你没听错，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写着，中国农民想要进城谋生，需要自理口粮才行，在统一的国家内，公然把国民区别对待到如此地步。1870年的美国。和1984年的中国城市化率均为2%十五两国都经过了二十到三十年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工业国。美国在1894年实现这一目标历经24年。而中国大约在2010年实现历经26年。在这一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中美两国都通过追赶战略吸收了当时先进经济体的成熟技术。美国主要是吸收钢铁。机械和铁路。中国是工业自动化和信息技术，美国在1913年的工业产值占到全球的1/3，中国当前的工业产值比例大约也达到了这一水平。但是一百多年前的美国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1913年后，美国通过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包括电气化汽车化学工业等。在一战之前，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英国。纽约取代伦敦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虽然今天墙内喜欢把美国的成功建立在收割两次世界大战的红利上，但从事实上来说，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产业升级直接推动了消费的快速增长，也就是实现了前文提到的低物价与高收入并存的理想健康消费模式。福特T型车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1910年到1923年，T型车的价格从950美元降至269美元，每一百户家庭的汽车拥有量从1910年的2.3辆增长到1920年的38.3辆。1930年已经达到89.8辆，而根据公安部的数据，当前中国的每百户家庭汽车数量才刚刚达到六十辆。从时间上来看，登顶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后，紧接着应该是产业升级和消费水平的上升。但自从2010年中国成为第一工业大国后，过去15年间，中国的消费水平并没有随着产业的升级而上升。从历史数据来看，中国的消费率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后，反而经历了一次快速下降，从2010年的50%下降到2022年的38%。时间再拉长一点儿就会发现。中国消费率的下降早在2000年就开始了，从千禧年初的64%降至2010年的50%。但是自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消费率下降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在于，200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模式主要是以进口替代为主，这种封闭的经济模式随着中国加入世贸逐步转向外向型经济而被打破，同时，由于全球贸易体系的变化。和中国GDP比重上升，中国的消费率逐渐降至与德国日本类似的50%左右，在经济逻辑上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2010年之后，中国外贸在GDP的占比显著下降。2022年仅占17.1%。经济发展要快速转向依赖内需的投资与消费。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消费率却从2010年的50%在十年内快速下滑至40%以下。这一趋势与中国在过去15年间的产业升级几乎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中国不仅没能复制美国的成功路径，也没有维持住德国和日本的成果，而是走出了一条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的道路。回到中等收入陷阱上来。如果我们把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为产业升级失败而导致收入升级失败的话，那么中国则是一定程度上的产业升级成功，但收入却没能升级成功。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目前还不能被定义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武断的说产业升级失败，而是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如现状态。可以说，中国消费率下降的时间节点。和前因已经交代清楚了，接下来将探求中国低消费率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在2010年后，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偷走了本该属于中国人的消费力。想要提高消费率，有且只有这3种路径，要么自暴自弃重回非洲拉美，要么重商主义，如欧洲日韩，以及最能匹配中国现状的基于产业升级加内需的美国。中国本应该在2010年后大致复刻美国1913年后的路径，但中国却斗转之下走出一条完全相反的趋势。我们打开GDP的计算公式。是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贸易盈余的总和。在2010年之后，中国的贸易盈余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一个平稳波动甚至逐渐下降的状态。同时消费率也在持续下降。从数学角度看，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似乎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投资和政府支出的快速增长掠夺了消费在GDP中的占比。

然而，问题一定没有这么简单。若仅仅得出投资和政府支出挤占了消费这一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化，因为任何有效的投资和政府支出都会刺激消费的增长。投资和政府支出通常会通过相关产业链，通过涓滴效应或多或少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从而带动消费。就像福特汽车工厂的工人工资上涨会促进T型车的消费一样，如果长期存在投资和政府支出，严重挤占消费份额的情况，那么问题就可能出在投资政府支出和消费之间的循环上。在这一循环中，某些环节可能出现了问题。这正是我们要深入分析的重点。2010年之后，中国的投资和政府支出与消费之间的循环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消费率持续下降？ 过去15年间，中国社会消费增速一直在下降，这种下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10年到2016年，社会消费的年化增长率从大约15%。下降到10%左右。第二个阶段是2016年至今，消费增速再次下滑，降到了5%到8%的区间。在疫情期间，消费增速甚至跌至负值，这些数据是剔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增速。而非名义增速。在第一阶段，消费下降主要由结构性问题引发，比如投资效率低下产业升级的曲折，以及国有资本回报率不足。而从2016年至今，在上述结构性问题的基础上，还叠加了阶段性问题。例如房地产泡沫的破裂，防疫政策的重大错误极端内卷化的放任等。这些因素让中国消费雪上加霜，共同导致了消费增速的进一步放缓。2010年开始的第一阶段。标志性事件是基建投资在中国整体投资增长中占据了极大的比重。从2003年到2023年的二十年数据来看，在2010年之前，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速。基本保持同步增长的，但是自2010年之后，两者的增速开始分化背离。自这个时间点开始，基建投资占GDP的比重迅速攀升，而消费率不断下降。基建投资有一个特点，就是劳动收入占比低，也就是工资水平在这种经济活动中的比重较小。与此同时，基建项目又伴随着大量灰色收入。这种灰色收入的既得利益者们如果在中国境内大肆消费的话，要面临极大的风险。所以他们要么仅一夜行，要么华润万家。总之，基建投资的涓滴效应被既得利益者几乎蚕食殆尽。劳动者和终端消费者的收益极其有限，无法真正有效拉动消费的增长。如此便出现了尽管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消费增速却没有同步提升的怪状。当然，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中国大基建时代。客观来说，大基建为亿万中国老百姓改善了生活环境，提高了出行便利，快速完成工业化国家的基础建设。但我们今天主要是从消费端探讨。短期来看，当年以基建为核心的发展路径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并迅速重整旗鼓，解决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然而，由于中共政治体制的僵化。一种模式，如果短期内见效，就会让一切为上的官员们形成路径依赖。即使这种发展模式已经不再使用，但主政官员宁愿遵循旧路，也不敢力求创新，因为决定他们的升迁之路的并非治下的中国百姓，而是他的上级官员。因此，在过去15年中。每当中国经济出现波动或遭遇危机，大基建投资就成了中共最熟悉的工具，甚至成为了他们唯一会用的政策工具。经过2010年2016年2018年。以及2020年多轮以基建为核心的反危机处理，基建投资占GDP的比重已达到难以持续的水平，最终投资和消费双双走向了死亡。从2017年开始。投资和消费的增速开始同步走弱，既要还要最终一定是两手空空。这种以基建为核心的投资模式，是导致中国在工业化转型过程中消费率却持续下降的元凶之一。并且低效投资还带来了一个附加后果，那就是社会整体资产收益率的下滑。很多中国股民都发出过这个千股疑问，为什么大a这么垃圾？如果理解了上面的内容，就可以解答这个难题了。沪深三百的净资产收益率在次贷危机后出现了快速反弹，最高的时候能达到16。然而进入大基建时代后，这一指标开始快速下滑，最低时接近10%。从沪深三百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就能解释过去十几年大a始终低迷的核心原因。即使有短暂的上涨，也仅仅是昙花一现，根本原因就在于最强势的投资都涌进了基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缺乏有效投资，无法获得足够收益，企业赚不到钱，自然难以为员工提高工资。员工收入停滞，消费升级就难以实现。中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消费率下降的第二个核心原因是地方政府间竞争导致了大量无效投资。因为中国的体量过于庞大，所以即使在中国经济这个系统内部，也分化出截然不同的发展形态。态。而由于中共为官员设计的为GDP论考核方式，以及官员任命升迁调动全部由上级决定，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为了升官，将GDP考核方式内卷成了恶性竞争。也就是一种类似前文提到过的封闭性进口替代政策。这两年中央政府提出的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过去15年间，地方政府在GDP竞赛中倾向于闭门造车，而不考虑产业投资的回报率，并排斥外部先进产能。同时，地方保护主义是本地企业，丧失了优胜劣汰的机制。即便某些地方产业长期亏损，但为了维持就业和名义上的GDP，地方政府会通过各种手段阻止这些低效产业退出市场，导致这些低效产能僵尸化。这种模式与历史上的巴西和印度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进口替代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最终结果也大同小异，虽然产业升级取得了表面上成功。但落后产能无法通过市场竞争被淘汰，反而尾大不掉，拖累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而那些产业中优秀的企业，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难以享受应得的利润，企业员工和上下游产业链也无法获得收入的提升，这实际上严重制约了产业升级带来的真正收益。

2016年，中国曾推动过一轮去产能，政策重点解决了钢铁水泥煤炭等上游产业的严重过剩问题。当时许多钢厂已经处于破产状态，但地方政府处于政绩和维稳考量。拖延或阻止其退出市场，最终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只得依靠中央层面的强制干预，通过行政命令推进产能削减和企业兼并，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能过剩。和行业整体盈利能力低下的问题。但是当前的中国依然存在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在新能源等新兴领域，例如在光伏和锂电池产业链中，全国各省市涌现出大量企业。其中绝大部分企业实际上处于亏损状态。这些原本应该被市场淘汰的垃圾企业和低效产能。却在地方政府的保护政策下迟迟无法退出市场。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这种仅仅为了官员升迁利益，对于经济发展毫无意义甚至有严重副作用的地方内战。带来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中国在新能源产业上虽然占据了全球领先的地位，但产业升级并未带来应有的丰厚利润，和大量中高收入岗位相反出现了产能扩张。

产业升级消费降级的奇怪经济现象。当日本生产的汽车独步天下时日本车厂里的工人和工程师们都分享到了产业升级的红利。当韩国的电子产品畅销全球时，韩国电子厂的工人和工程师们。也都分享到了产业升级的红利。甚至过去中国互联网企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的程序员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了产业升级的红利。今天，这种中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行业红利却不见踪影的离奇现象，正是地方保护主义根深蒂固低效产能无法顺利出清所导致的结构性问题。第三个中国消费率低迷的核心原因是国有资产的社会回报率太低。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国有企业资产仍然占据最大的比例，目前中央企业资产约为340万亿。地方国有企业资产约为240万亿，总规模达到六百万亿。这一庞大的数字还未包含一些尚未完全货币化的国有资产，比如土地资源和许可权等要素。如果将这些价值计算在内，中国国有资产的规模占全社会财富的比重无疑会超过50%。如果能够将如此庞大的国有资产提供高效合理的社会回报率。无论是社会保障居民收入还是社会福利，都能获得巨大支撑。事实上，这也是所谓社会主义的理想形态。

但过去一百多年，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了国企和回报率这两件事。完全不沾边。从历史数据来看，中国的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比例较低，2005年到2019年间，大多数年份国企上缴的利润比例在5%到15%之间。客观来说。近年来，随着政策引导和资本市场要求，国企利润上缴比例有所提高，2019年达到了20%左右，但与国际标准相比，这个比例依然不足，或许会有些反常时。但在国际上，国企利润上缴比例通常在30%到70%之间，美国国企利润上缴率为30%至50%，法国超过50%，新加坡则在35%至70%。是部分盈利好的企业，甚至达到80%到90%。意大利和北欧国家的国企分红率也普遍在65%到75%之间。相比之下，我国最高年份的上交比例仅为20%。是提升空间显而易见。此外，在一些非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姑且不论这些领域，国企压根儿就不应该与民争。利丹丹说，这些国企本身就存在大量经营不善的问题。这些资产的低效运转，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和资产闲置，还挤占了社会其他资本的生存空间。按照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只需有效提高国有资产的社会回报率就能显著增强。对民生的支持力度，若以六百万亿的国有资产规模为基础，每年实现1%的资本回报率，便可新增五到六万亿的财政收入。这部分资金不仅能弥补当前的财政缺口，还能大幅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这样一来，虽然没有直接提升居民收入带动消费增长，但老百姓受到的社会保障更充实了无需为看病养老而储蓄，消费力自然将会得到释放。以上三大真凶都是导致中国消费率低下的核心问题，或者可以说是结构性问题。

除了这三点以外，2016年之后还有三大阶段性问题，最终敲响了中国消费的丧钟。

第一个阶段性问题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房价全面下跌。截至目前，中国城镇居民中约有七成以上拥有自住房。房地产就是中国人最大的存量财富。但是玄机就藏在这看似简单的七成自住房中，六成的交易面积和七成的交易金额都发生在2018年至2022年这五年当中，总金额达到110万亿元。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巅峰。尤其是在2021年左右，全国房地产总名义价值一度超过了五百万亿元。而在当下，这一数字大约下降了30%。这意味着居民财富账面上损失超过了中国一整年GDP总额的规模，影响极其巨大。同时，2018年到2022年之间，也是中国房贷成本历史最高的时期。在房价大幅下跌的同时，高昂的房贷利率使得这五年内购房的群体普遍陷入了套牢状态，恐怕未来很多年都难以翻身，尤其是在房住不炒。各地对投资客严厉打击的前提下，这几年的购房者以刚需为主。这种情况对居民的资产负债表造成了严重冲击。许多刚需购房者采用掏空六个钱包的模式，再加上透支未来三十年的预期收入，才勉强上车。而现在这种剧烈的房地产波动，即使不是这五年入场的购房者，而是更早期就拥有房产的人，看着纸面财富缩水，也一定会收缩消费。

第二个阶段性问题是从疫情开始之后。一系列政策错误而导致的合成谬误，也就是一系列战术失误，最终酿成了战略失误。首先是疫情期间对中小企业为主的行业，比如住宿餐饮零售商业造成了较大冲击。而这些行业恰好是普通人就业的主要方向。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加起来影响到总人口，大约占社会总就业的1/5。尽管疫情已经过去，但疫情的疤痕效应并没有消除。倒闭，一家商店很快，但重新开启一家商店则要花费更多成本。毕竟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抗风险能力并不高，也没有能力进行融资缓解。因此很多商家倒下之后，从此再也站不起来。目前住宿餐饮零售和商业租赁依然并将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而国家对于这部分行业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帮助或扶持。其次，房地产行业的凋敝不仅因为房价下跌而影响购房者，也对房地产相关企业的就业人员产生了巨大冲击。最高峰时期，房地产和建筑行业占社会总就业人口的比例达到12%。如果将上下游相关行业，比如建材家具家电等计算在内，这一比例可能超过15%。甚至更高，因此一鲸落万物生的理想至少在短期内并不会出现。

最后是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的滞后性，如果忽略颁布的时间，但看过去一两年内中国经济政策。可以说大方向是没错的。但问题在于，每一次政策的颁布都错过了能够解决问题的时间点。在陷入通缩已经一年之后，中央才姗姗来迟的承认陷入通缩。在内卷化已经成为祸国殃民的恶习后，政府才遮遮掩掩的开始整改。中共一直以来的政策制定有两个陋习，一个是不承认存在问题，等到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再发动运动进行修正，另一个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以此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这里，我们基本理清了中国消费率自2010年之后走出与历史趋势相反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产业升级消费降级的六大核心原因。总结一下就是三个结构性原因和三个阶段性原因。

三个结构性原因分别是，第一，基建为主的投资模式回报率较低，同时还存在灰色收入和资金浪费的问题。这导致居民无法获得有效的涓滴效应。基建投资的快速增长也打破了投资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第二，地方政府为了满足为GDP论的官员晋升标准，开启地方保护主义。在产业升级中引发一种封闭内卷式的升级模式。这种地方各自为战相互内卷的现象，使得产业升级并未显著提升企业利润，从而削弱了产业升级对消费升级的推动作用。第三，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资产回报率太低，并且在上缴利润的比例中还有非常巨大的提升空间。当前的国企不仅与民争利，并且无法通过优势地位反哺社会和人民。

三个阶段性原因分别是，第一，房地产全面衰退导致全民财富缩水，第二，疫情对中小型民营企业的打击是中国基层经济体系一蹶不振。第三，中央政策制定者的迟钝刺激措施的滞后导致错过了最佳挽救窗口期。

相较于三个结构问题，后面的三个阶段问题有可能由于政策调整而缓解。但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消费率低下的难题，唯有一条路，那就是进行更深入的结构性改革。可以先下一个暴乱，中国未来必然要走向消费性社会。如果中国没有成功转型成为消费型社会，那我们中国人要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中共政权倒台的问题了。而是我们这个国家将彻底丧失产业升级的可能性。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近乎永远的沦为世界低端制造业工厂，去和东南亚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工人抢饭碗。无论你是反贼或粉红，除了极少数极端人士外，这样的未来一定不是绝大多数人所期望的，因为中国已经事实上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一环，一个稳定健康的中国经济。对所有人都有益处，所以中国未来要走向消费型社会，这一趋势是无法避免的。GDP的组成部分包括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以及进出口，但无论是投资。政府支出还是出口？这些增长都有其极限。尤其对于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

因此，从长远来看，消费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无论是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还是中等收入国家。如拉美东南亚甚至欠发达的非洲国家，最终都将迈向消费型。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消费型社会是良性还是恶性。因此，中国未来的目标不只是实现消费型社会的转型。更要通过有效路径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的消费性社会。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解决一系列抑制消费增长的结构性问题，也就是上面提到的三大结构性难题。从理想路径来看，中国需要解决以下四件事就可以推动消费率上升。

第一，通过创新密集型产业升级，持续提高劳动回报率，劳动分配比例增加。从而推动工资上涨和消费增长。这种升级需要创新驱动，使产业升级的收益更多的流向劳动者，而非单纯依赖资本。想要做到这一点，社会风气必须开明自由。如果处处都是监管创新密集型产业，只会固步自封，甚至自我阉割，而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密集型产业升级。

第二，尊重市场经济，提升回报率，优化分配机制。需要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在改革过程中，通过优胜劣汰，让有竞争力的企业获得更多利润，同时为劳动者创造更高的薪酬，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

第三，迅速且及时的配套财政政策。中国的宏观调控能力仍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工具。有效的财政政策不仅能够支持产业升级，还能确保经济转型的稳定性。未来财政政策不仅速度要快，力度也要拉满，否则继续像过去两年这般拖泥带水，假装下大棋，最终只会是感动了自己，于事无补。

第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这一点反而是难度最大的一点，因为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支出真金白银，才能有效为中国人民提升福利。而现在养老金亏空，年轻人停缴社保，社会福利的提升空间很大。但真正提升福利的可能性很小。毕竟中共始终坚持一种迷思，那就是福利养懒人。

因此可以看出，以上四条路径中，最核心的就是第一条。通过创新密集型产业升级解决结构性劳资分配首先，我们要明确创新密集型经济的定义。经济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人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创新密集型。

第一种，人力密集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经济模式，包括纺织服装玩具等低附加值产业。此类模式依靠廉价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但劳动者收入较低，企业利润也很有限，大部分利润被产业链上下游占据。例如，苹果公司从产业链中拿走了绝大部分利润，而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仅能分得少量。员工工资更是微薄。这种模式虽然能够解决就业，但难以实现消费升级。

第2种，当经济从人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型后，需要大规模资产投入。如设备厂房等资本密集型经济的利润率相对较高，但它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下降，劳动所得的比例进一步被资本所得挤压。中国自2010年以来，许多产业开始向资本密集型模式转型。这一阶段主要依赖技术设备和外资的引入，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议价能力较低，同时国家还需要投入大量基础设施以支撑这种模式的发展。在人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经济中。试图通过政策强行调整劳资分配往往会遇到问题。在人力密集性模式下强行调整会迫使资本向资本密集型模式转移。而在资本密集型模式下，由于劳动力溢价较低。大规模分配改革会引发资本外流。

第3，种创新密集型只有当经济进入创新密集型阶段，情况才会发生根本变化。在这一模式下，企业的发展依赖于技术创新和高素质人才。劳动者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因此显著提高。创新密集型经济不仅能够解决劳资分配问题，还能够为社会带来更高的消费增长潜力。

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意识到了，分配的不公平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如果不推动整个经济的转型，而是在企业没有利润，或者对大规模创新人才需求较低的情况下。仅从政策层面进行名义上的分配改革，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徒有其表。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财务数字来分析不同经济模式的企业在提供高收入岗位方面的差异。这个财务指标就是三费占比，也就是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三费占比直接反映了企业为社会提供中高收入岗位的能力。因为这些费用要么用于企业内部雇员，要么用于支付上下游企业以支持相关岗位的外包雇佣在人力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三费占比往往极低，仅有百分之几而已。但在创新密集型企业，三费占比普遍超过20%，这表明只有创新密集型企业才能实实在在的为社会提供大量高薪岗位。而前两种产业要么只能提供大量低薪岗位，要么只能提供少量高薪岗位，都无法做到两者兼得。因此，只有当创新密集型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逐步提高。才能真正推动分配改革的有效进行。

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资本密集型经济的转型。放眼世界，在客观条件上，中国当前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以及人员储备已经能够支撑创新型产品和服务的研发生产。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东风是什么？ 为何东风迟迟不来？关键在于从制度上释放活力，而这也是阻碍中国产业升级的最大拦路虎。一个资源和要素能够自由竞争充分匹配的自由市场环境。然而，现实是。中国政府不仅没有尽力打造自由市场环境，反而倒行逆施，诞生出一个怪胎，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引发地方保护主义的内卷式产业升级。这种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客观来说其实起到一定作用。地方主政官员之间的GDP竞赛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随着产能从稀缺走向过剩，仅仅关注GDP的数量而忽视其质量的政策模式。是逐渐导致了大量不考虑回报的无效和复效投资。这些垃圾投资因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许多本应被淘汰的落后产能仍留在市场中，死而不僵。为了保住这些利益链盘根错节的地方落后产业，各地政府纷纷采取补贴政策金融支持，甚至直接参与企业运营。即使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已占据优势，落后的竞争者却因多种政策支持和保护，通过亏损竞争使市场完全失灵。这种市场失灵现象正是导致当前中国经济的一大怪圈。三，即企业不赚钱，员工也不赚钱。这就好比你是开了大圣模式的天命人，面对浩浩荡荡无穷无尽的僵尸小怪，最终也一定会被磨死。不是你不够优秀，而是对方的暴兵指数无上限，所以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场公平的竞争。消费升级的路径已经明确，那就是创新密集型产业升级。但要如何做到呢？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一直是决定性因素。因此，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直接取决于政府推行的政策本身。在普通老百姓是没有渠道和能力可以影响政策的前提。底下亲戚的命运就只得交于他人之手。而创新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有两个发力方向，分别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但其实对于中国经济现状，这并不是一个选择题。因为基建领域已经饱和，甚至出现基建过剩的情况下，在需求侧的消费端发力是唯一的选择。在经济学历史上，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争论持续了几十年，并未得出明确的胜负。因为每个经济体的条件都不尽相同。时间正体地缘政治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历史惯性民族性格等等一系列变量，决定了这个讨论一定不会有标准答案。每个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出选择判断。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预计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力量强势的大环境下，虽然需求侧改革理性是正确方向，可大概率中国政府仍旧会采取以供给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先不急着否定，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继续以供给侧为发力点，有可能带来创新密集型产业升级吗？答案是有可能。但这是一场以14亿人未来为赌注的赌博。供给侧发力，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产业升级来代替高附加值产品，获取更多利润。以2023年的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为例，总额约为五万亿，占进口总额的27%，这些高科技产品的毛利率大约在40%到50%之间。如果这部分利润能够通过进口替代将利润转移到中国，每年将新增约二万亿元。同时，这些高附加值产业的工业产品可以扩大出口份额，从外部市场赚钱。在内外结合的情况下，分配制度同时也跟上改革，这些利润可以用作提升相关从业者收入，那么是有可能拉动社会消费增长的。相信大家一眼就能意识到，为什么说供给侧发力是一场赌博，因为这条路径的成功需要多个理想条件的共同实现。首先，中国要真的能逃出天顶星科技，实现对高附加值产品的替代。其次，中国本土高附加值产业要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内卷式竞争，否则还没出去赚外国人的钱，现在内耗中就磨死了自己。再次，中国的高附加值产业。要顺利销往海外，并且由于这些是高附加值产品，其主要市场依然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在中国地缘政治日益紧绷的当下，很难说中国高附加值产品在欧美能够复刻当年日韩的成功。最后改革的大刀依然还得砍向自己。分配制度，如果不能推进改革，产业升级的利润仍旧不会让劳动者受益，而是在上层就被截留。因此，供给侧发力类似于一场风投。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只要这条路径上有一个环节失效，就会造成满盘皆输的惨烈后果。但如果在需求端，也就是消费策划力，情况则完全不同。如果通过减税扩大社会福利等政策，可以用市场主导的方式迅速扩大社会内需，进而拉动经济的自然增长。上，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健康的市场经济将会顺其自然的培养壮大，还可以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新的投资机遇，有助于吸引外资，并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上保持相对平衡的环境。

中共之执政的一大特点就是没有问题创造问题，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选择。相信所有人都明确的知道哪一条路径是更好的选择。但问题就在于，在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如果中共真的想解决经济问题，早在2010年最迟在2016年之后，他们就应该有所行动了。而中共执政者们为何在过去15年间。每一次选择都选择了错误的那一条。原因当然不是他们傻，而是他们故意的，因为这里就触及到了共和国最残酷的事实，人民组成的国家和党组成的政权，本质上是敌对关系。消费率上来了，意味着人民的消费力提升了，于是人民所拥有的财富就增多了。财富增多必然导致着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诉求，一旦拥有了对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必然导致人民要求更多的话语权，这将直接对中共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国富则民强，民强则有权，有权则亡。

党中共过去一直在试图混淆国家与政权的关系，试图将国家政权和政党三者混为一谈。但人定终究不可能升天。客观事实决定了，中共与中国并不能划等号。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保人民的国家还是保共党组成的政权，这对于共产党来说。不是一道选择题，共产党的天然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与任何势力分享权力。所以，当人民要求话语权时，他们必须从源头上掐断这种可能，也就是人为限制消费率的提升。用商君书的弱民对付人民。用管仲的力出一孔，牢牢掌控基本盘。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统一思想，扼杀自由。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中，还有无数政策工具等着现代统治者拿来急用。一家拿物业费去投资，结果失败了的物业公司最怕的不是隔壁小区的物业，而是自家的业主们。因为只有自家的业主们在认清自己的钱怎么被挥霍后才会提出。更换物业公司消费的丧钟已经敲响，但此时恐惧的恐怕并不是中国百姓。当供给侧发力的政策也失效后，消费者的发力将必然开始。这不是政策制定者的人力左右。而是生命自会寻找出路。那个时候或许不是解说，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但那可能是开始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