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DP到酱油产量，习近平隐藏数据粉饰危机

在中国经济持续面临结构性困境、社会信心普遍低迷的当下，官方开始大规模隐匿关键信息。根据《华尔街日报》5月4日发布的一项调查，近年来中国政府停止发布数百项原本对学者、投资者、国际机构都极为重要的经济数据。这一现象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因为它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困境，更暴露出习近平主导下的经济治理逻辑——以数据封锁取代透明，以政治优先遮蔽市场信号，试图掩盖系统性风险日益恶化的现实。

调查显示，过去三年间，中国的土地出让收入、外国投资流入、青年失业率、火化人数、商业信心指数乃至酱油和大豆产量等数据陆续从官方渠道消失。尤其是土地出让数据，2022年因地方政府债务沉重、房地产市场低迷，该项收入骤降48%，成为地方财政崩溃前夜的直接预警。2023年起，当局干脆不再公布这类数据，回避市场对地方财政风险的认知。类似的例子还包括火化数据——在“动态清零”政策仓促退出、疫情死亡人数成为敏感议题后，国家统计局即停止公布全国火化数量。

去年8月，国家统计局又宣布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理由是“需要优化调查方法”。而在国际资本持续撤离，人民币汇率承压、A股市场剧烈波动之际，2024年4月，上海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突然停止披露北向资金流向数据，进一步切断市场对海外投资动向的判断能力。这一系列举措，恰恰发生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消费低迷、企业信心低谷、制造业持续萎缩之时，外界普遍认为，数据封锁已成为中共危机管理的重要手段。

中国问题专家章家敦（Gordon Chang）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直言，中共政权正在“抹杀数据”，是“走投无路的表现”。他指出，官方发布的GDP数据长期存在可信度问题，今年第一季度公布的5.4%增速根本站不住脚。从2、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下跌，以及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持续萎缩可见，中国经济实际处于收缩状态，第一季度经济萎缩迹象早已十分明显。而政治高压下，中央政府拒绝采取有效、符合市场机制的纾困措施，反而以意识形态为先，继续推行对民营经济、房地产企业、平台经济的打压。

章家敦批评，习近平的治理模式扼杀了经济活力，也彻底背离了过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路径。他认为，中共领导层本可以通过刺激内需、改善营商环境、恢复资本市场信心、减税降费等方式，缓解经济下滑压力，但出于对权力集中、舆论控制、维稳优先的政治考量，反而采取数据封锁、收紧言论、压制资本外逃、打击民间机构调查等手段。这种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的决策体系，正在持续拖累中国经济。

法国律师、国际仲裁员陶景洲也曾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中国地方官员出于政绩、升迁考量，历来将GDP数据视作政治任务，甚至不惜“报喜不报忧”。这一统计文化长期使官方数据缺乏公信力。陶景洲称，许多观察人士普遍质疑近年来中共官方GDP数据存在夸大成分。尤其在疫情冲击、房地产崩盘、消费信心崩溃的背景下，官方持续上调增速目标，实属政治表态式“经济数字工程”。

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根源，不仅在于外部环境恶化与房地产泡沫破裂，更在于习近平治下经济政策的根本失误。从以“动态清零”为代表的极端防疫，到对大型民企与科技平台的强力整顿，再到过度依赖国有经济和政治化的经济决策体系，均极大削弱了市场信心，恶化了资本环境，使中国经济失去了灵活调整和自我修复能力。与此同时，房企债务违约、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危机、失业压力加剧、人口负增长、居民消费意愿低迷等多重风险交织，进一步拖累中国经济复苏前景。

即便如此，北京仍试图以封锁数据、压制负面舆论、粉饰经济形势，来维持对国内外市场的信心。这种政策取向短期内或可延缓金融市场恐慌，但长远看，正导致经济基本面与官方宣传之间的落差不断扩大，市场预期持续恶化。章家敦认为，若中国政权继续排斥改革、压制市场、执迷权力集中，经济下行趋势不仅难以逆转，反而可能因政策失误而失控，拖累全球经济。

这一局面在习近平时代尤为典型。他对经济决策高度集中，削弱国务院与专家智囊体系的决策功能，强调党管经济，使政策制定越来越依赖政治忠诚而非专业理性。章家敦与多位经济学者普遍担忧，在当前体制下，中国不仅缺乏纠错机制，也失去了迅速恢复经济的能力。面对房地产持续衰退、内需不振、外资撤离、汇率贬值、债务违约、社会不安，中国经济可能步入长期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状态，而官方数据将越来越无法反映真实局势。

在缺乏透明与问责的治理体系下，中国经济滑坡或将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掩盖数据”也终究掩盖不了逐渐逼近的经济危机。这既是中共政权走向封闭、惧怕真相的表现，也是习近平个人经济治理路线失败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