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收入低消费低？
根据Youtube视频《为什么中国人消费占比低？产业升级无法提升中国人收入 独裁体制的贪婪本性掠夺劳工机会 内循环只是梦想》解说词改写，作者“政经吃瓜局”，链接见文章底部。
在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上，会议再次强调“要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事实上，这并非高层首次提出通过提振内需、刺激消费以带动经济增长。
近十余年来，关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政策表述频频出现在各类官方文件和重要会议纪要中。然而，真正触及消费意愿核心、切实改善普通居民收入状况的措施，却始终姗姗来迟。这种现象本身，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治理逻辑中的深层结构性矛盾。
众所周知，消费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居民收入的持续提升。过去两年，中国消费活力明显减弱，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餐饮、金融以及大量服务业持续承压，大量劳动者遭遇失业、降薪，收入增长乏力。
在如此局面下，中央决策层依然将“扩大消费”作为政策目标，却对“提高收入”避而不谈，显然与现实需求严重脱节。
据世界银行2021年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8.3%，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8%。与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亦表现疲软。美国消费率高达69%，印度达60%，东亚邻国韩国、日本分别为49%和55%，连泰国也达到53%。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却长期维持在38%左右，显然与其经济体量和发展阶段不相匹配。
在经济学上，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被称为消费率。消费率偏低，意味着居民收入水平不足，或者消费意愿不高。而提高消费率，最有效的方式便是提升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毕竟，只有当百姓手中有了更多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与能力才会同步增强。这一基本经济常识，众所周知。
然而，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同样严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数据，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仅为43%。相比之下，美国、日本和德国均超过50%，韩国亦达到50%。除了劳动报酬占比偏低，中国还存在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
有人认为，中国人从事的多是附加值低、技术含量有限的工作，收入水平自然较低。然而，事实是，从2008年至2020年，中国完成了史无前例、几乎覆盖所有行业的产业升级，涉及造船、汽车、航空、太阳能、新能源汽车、机床等众多领域。
诡异的是，自2010年中国成为第一工业大国以来，过去15年间，消费水平并未随着产业升级而同步提升，反而从2010年的50%急剧下降至2022年的38%。显而易见，普通劳动者并未享受到产业升级带来的红利，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下滑。
这种趋势，与经典工业化路径严重背离。美国在1913年前后完成电气化和工业化转型后，居民收入与消费能力同步上升，内需市场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按理，中国本应在2010年后复制类似路径，但事实却相反。
从GDP的最终用途来看，GDP由居民消费、投资总额、政府开支与贸易盈余构成。2010年之后，中国贸易盈余占GDP比重保持平稳甚至下降，而消费率持续下滑。从数学结构分析，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和政府支出的快速扩张，挤占了消费在GDP中的比重。
从过去20年的数据来看，2010年之前，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速基本同步。但自2010年开始，两者走势分化，基建投资占GDP比重迅速攀升，消费率则持续下滑。
值得注意的是，基建投资项目普遍存在劳动报酬支出占比较低的特点，即工资水平在此类经济活动中所占份额有限。同时，基建项目又伴随着大量灰色收入。这部分既得利益者往往不敢在国内大肆消费，而是选择将资金藏匿或转移海外。两方面因素叠加，基建投资非但未能提升消费率，反而进一步压制了消费。
诚然，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对整体社会发展无疑有益，普通居民也能从基础设施升级中受益。但若以提高居民消费占比为目标，基建投资并非理想手段。然而，基建项目所带来的巨额腐败空间，让地方政府趋之若鹜。每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地方政府便大手笔投资基建，令消费率持续恶化。
谈及基建，不得不提地方政府投资基建的资金来源。多数地方政府自身的常规财政收入难以支撑庞大的基建需求，主要依赖两种方式：其一，贷款融资；其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低价征收土地，再高价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商再高价售予购房者。这种模式充满极权主义特色。为了维持高房价，地方政府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推高房地产价格。
然而，普通居民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撑如此高昂房价，许多购房者不得不依赖父母与配偶父母之积蓄，俗称“六个钱包”，方能支付首付。这种畸形市场行情掏空了大量体制外消费者的钱包，削弱了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同时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自2010年以来，房地产价格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形成了历史性泡沫。尽管相关风险早在十余年前即被反复警示，但自2012年新一届领导层执政以来，中央政府并未及时整顿。这与当前政府的执政风格一致：凡涉及政治权威，反应迅速且力度过大，凡关涉民生经济，则反应迟缓且力度不足。
2015年，中央出台“去库存”政策，反而成为房地产投机者的兴奋剂，进一步推升房价。2021年，中国多地仍处于疫情封控状态，数千万体力劳动者处于长期零收入困境，而政府却出台“三道红线”政策，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普遍下跌。
截至目前，中国城镇居民中约七成拥有自住房。然而玄机正在于，七成交易额集中于2018年至2022年，金额高达110万亿元。此段时期，正值中国房地产价格巅峰，意味着近半数购房者在最高点“站岗”。如今，房产价值普遍缩水30%以上，居民账面财富损失已超过中国一年GDP总额，影响深远。
许多刚需购房者采取“六个钱包”模式，甚至透支未来三十年预期收入方能购房。值得一提的是，在缺乏个人破产制度、银行体系享有超法律地位的情况下，购房者一旦贷款，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债务。
刚过去的两个星期，特朗普政府把对中国货物的关税提高到145%。即使未来贸易战能降温，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在增加，美国的采购者们也会加快脚步，分散供应链，甚至完全撤离中国。
这样，提高消费率、建设内循环市场的需求就变得更加迫切。但因此就认为政府会有所作为，这个期望是不现实的。因为提高消费率，需要两个必要条件：
第一条：提高劳工收入占GDP的比例。
第二条：改善现有的分配体系，缩减收入差距，让普通劳工能分到更多的改革红利。
关于第二条，这一届政府和瓜局长影响所见略同，就是18大上提出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但在具体怎么实现上，瓜局长和当今政府南辕北辙。
中央政府提出“共同富裕”口号，本质上倾向于政府主导资源再分配，而非真正赋权于民。但如果人类从自己七千年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上学到任何东西，就是——统治者不可靠。
即使从新中国的历史上看，政府主导的收入分配也从来没有惠及大多数中国人。不是中央政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中央政府从来没有，也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真心想要提高普通劳工的收入。
真正能改善现有分配体系的做法，是保障劳工结社的权利，允许成立独立工会，赋予劳工在薪资谈判与福利分配中的议价能力。
在当前体制下，劳工缺乏组织化能力，在雇主面前不堪一击，只能被剥削到极致。更何况，在有中国特色的集权社会，即代表了政府又代表了法律的政府，更偏向强势有钱的雇主，而不是普通劳工。
但仅仅靠工会，只能一定程度上保证劳工在分配体制上的发言权，并不能保证劳工得到更多的蛋糕。因为如果蛋糕太小，即使你的分配比例提高了，你也无法得到足够多的蛋糕。
必须通过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释放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才能真正做大“蛋糕”。
遗憾的是，多数中国公众普遍认为，要加强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和分配过程中的作用。他们认为，最主要的是政府引导产业升级，让劳工能从事附加值更高的产业。
但就像瓜局之前讲的，中国的大部分产业都已经实现了升级，尤其是从2010年以后。有代表性的升级包括：新能源汽车、造船业、机床、消费者电子产品。中国的出口从早些年的农产品和矿产品为主，变成了现在的高科技产品为主。
这些都是实在的例子。但中国的消费比并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除了之前提到的政府基建投资和房地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感兴趣的行业都是生产制造业。
在现今的技术条件下，因为自动化的原因，绝大部分生产制造业并不能产生海量的高薪职位。
除此之外，就是中国特有的“内卷”现象。企业拼命压价，导致利润率薄，无法给员工高工资；而员工拼命加班，减少了工作岗位，让企业在雇佣关系上处于有利地位。
导致企业拼命压价的原因，是因为产能过剩。但即使产能过剩，企业仍然不减产、不关门。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光伏产业，全国各省市涌现出大量太阳能企业。其中绝大部分企业实际上处于亏损状态。
这些原本应该被市场淘汰的垃圾企业和低效产能，却在地方政府的保护政策下迟迟无法退出市场。很多时候，即使光伏企业想退，当地政府都不让退，甚至用查税来威胁企业。
这种仅仅为了官员升迁利益，对于经济发展毫无意义，甚至有严重副作用的地方内战，带来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中国在新能源产业上虽然占据了全球领先地位，但产业升级并未带来应有的丰厚利润和大量中高收入岗位。
在一个市场主导的社会，投资者会避开产能过剩的产业，选择附加值高的产业。地方政府仍然会提供优惠条件招商，但不会花真金白银去招产能明显过剩的投资，更不会为这样的投资提供贷款担保。
两相叠加，产能过剩的情况会急剧减少。
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的另一个目标是，减少政府对高利润行业的控制和掠夺。比如金融行业，政府通过控制牌照的发放收割大量利益，甚至直接成立金融公司，利用行政特权垄断某个环节。
如果能像美国一样，政府的职能被限制于监管，而不是牌照控制和行政垄断，这个行业总的蛋糕不一定变大，但会有更多资本和人才进入这个行业来分蛋糕，很多没有背景的金融从业者会有更多白领工作机会。
瓜局出国前，是北方一个省城的会计师。雇主和市工商局有深厚联系，经常靠他们介绍业务。作为回报，雇主会给市工商局一定比例的回扣，节假日还要送礼，还有其他不定时的孝敬。
在政府巨大的权力面前，会计师的服务质量对雇主的生意几乎没有影响。这种现状，严重削弱了会计师找雇主议价的能力。会计师也不敢出去单独执业，因为无论你服务质量多好，企业只敢找工商局介绍的会计师做。
光伏企业的例子、金融行业、会计师行业，这三个例子，只是政府过度介入、导入分配扭曲的一个方面。这两个例子里面，政府都是金钱利益主导，导致市场力量扭曲，进而导致分配扭曲。
还有大量行业，因为政府意识形态主导，无法充分发展起来。最常见的有新闻出版、电影电视、非政府组织。这些行业都能提供大量白领职位。
还有一个稍微不同的情形是法律服务行业。在美国，有130万人注册律师。而占美国人口4倍的中国，只有65万个律师，刚好是美国律师数量的一半。为什么中国的律师数量相比于人口这么低？
这是因为，在有中国特色的特权社会，律师其实是中介，帮忙给法律系统的公务员们拉皮条。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了岗位数量不会太多。
中央政府过度的经济干预，无论是因为意识形态而干预，还是自我逐利而干预，都扭曲了市场自我调节功能，导致内卷和官商勾结，普通劳工的收入被人为压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证明了中国人的勤奋和上进。在没有政府过度干预的情况下，资本和人才会自动匹配到投资回报率更高的行业，实现双赢，甚至在某些行业能收割全世界。
而有政府过度干预，则投资回报率高的行业会被政府牢牢控制，只有有关系的人才有资格分享蛋糕。普通劳工大众，连汤都喝不着。
当然，政府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目前最应该做的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一点也很难，因为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支出真金白银，才能有效提升中国人民的福利。而现在，包括中央政府在内，负债率都很高。
最主要的，本届政府并不想让中国人享有太多福利，因为高层认为，高福利会让中国人变懒。
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持续将近50年。摸了50年河之后，目前所有的经济问题，其实都是政治问题，就是所谓的“改革深水区”。
提升消费率，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涉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中国消费率低，归根结底是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结果。
不幸的是，现今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相反，当今政府一再强调“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一再颁布新的限制政策，美其名曰“加强监管”，来公有化甚至消灭很多行业，然后在私企设置党委，强制私营企业主参加洗脑培训，以及做大做强国企，极大增加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18大制定的“共同富裕”施政目标，也不是普通人理解的那种共同富裕。先秦时期《商君书》有言：“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其核心思想是商鞅在战国时期提出的政治哲学，主张通过“弱民”政策增强国家权力，削弱民众自主性，以确保中央集权和国家稳定。
弱民手段之一，就是压制民间商业发展，限制私人财富积累。
“共同富裕”政策的真正目标，是掌控大私营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的财富分配大权。既要限制企业主的财富积累，又要限制企业主的社会影响力。
改革开放后的繁荣昌盛告诉我们，计划经济体制有多糟糕，市场经济的力量有多强大，中国人民有多聪明勤奋。
但本届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意图让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回到政府的控制之下，还癔症般地鼓吹所谓“专制体制的优越性”。
如果专制体制真的比资本主义优越，中国人现在还留着长辫子。如果本届政府领导人不能从愚蠢可笑的幻觉中快速清醒过来，中国人的苦日子还长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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